东西问丨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在即,今年全球体坛又一盛会将在亚洲呈现。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全球体育故事?卡塔尔世界杯上有哪些中国元素?大型体育赛事如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就此独家专访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
视频:【东西问】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卡塔尔世界杯“中国元素”极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节日,您如何看待本次世界杯和其中体现的中国元素?
周剑: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极为突出。中国铁建承建的卢赛尔体育场成为卡塔尔地标性建筑,中国电建承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为世界杯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能源,1500台宇通新能源客车为各国球迷提供高效绿色通行。产自中国的足球周边、饰品、纪念品装点了大街小巷,给卡塔尔披上一身节日盛装。
引人注目的是,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在世界杯前抵达,成为增进中卡友谊的使者。可以说,中国元素为卡塔尔世界杯作出了重要贡献,加深了中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了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为中卡关系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新社记者:中卡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已久,今年初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示愿同中方加强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中卡两国有何共通的体育基因?依托“后冬奥”合作和本届杯赛,两国还能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周剑:体育交流是中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人民都热爱运动,两国都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开展体育合作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面对一些势力对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攻击抹黑,中卡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今后我们也将共同反对体育领域的“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发扬光大。
明年亚运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2030年亚运会也将落户卡塔尔,相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举办更多重大体育赛事,双方可在赛事申办、组织、筹备、安保、宣传等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与合作。
双方还可在人员互访、运动员培训、产业运作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许多中国籍乒乓球教练在卡塔尔国家队执教,为卡乒乓球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卡塔尔在足球青训、球员归化、国家队建设、联赛运营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独特做法,中方愿在足球领域同卡塔尔开展交流合作。
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要展现亚洲风采
中新社记者:这是男足世界杯史上第二次来到亚洲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这颗“波斯湾明珠”。除赛事外,本届世界杯独特文化也引人关注。如何看待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在文明互鉴方面扮演的角色?您希望中国球迷体验到一届什么样的足球世界杯?
周剑: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团结的旗帜下,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大型体育赛事是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竞技场,是不同国家民族展现自身文化的大舞台,也是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最直接、最广泛、最富有激情的媒介。
通过参与一届大型体育赛事,我们不仅能体会竞技体育之美,也能了解一条发展道路,欣赏一种文明形态,品味一种生活方式,分享一份真情实感,更加深刻地感悟尊重与交流的价值,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
今年初,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卡塔尔世界杯也将盛大开幕。我相信,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团结的胜利,将为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发挥重要作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擎起团结与合作的火炬。
我也希望中国球迷通过本届世界杯,了解历史悠久的阿拉伯文明,感受海湾地区的独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自由奔放的阿拉伯足球风格。
中新社记者: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作为今年世界体坛两次盛会,均由亚洲国家主办。您认为面向世界,亚洲国家如何共同讲好体育故事?
周剑:近年来越来越多重量级体育赛事在亚洲举办,世界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这反映出亚洲正在成为发展与合作的高地,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发出亚洲声音。亚洲国家要以世界杯、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积极讲好亚洲故事,展现亚洲风采。
我们要讲好亚洲热爱和平的故事。亚洲文明素有以和为贵的传统,我们将以体育为契机,增进友谊、消除隔阂,坚持各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支持彼此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讲好亚洲携手发展的故事。亚洲复兴繁荣的洪流正奔涌而出,我们将以体育为平台,坚持开放包容,锚定发展振兴,加强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促进经济融合发展,让亚洲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
我们要讲好亚洲包容相亲的故事。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们要以体育为桥梁,加强包容互鉴,弘扬亚洲价值观,反对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分裂对抗,反对对非西方文明的歪曲和抹黑,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卡塔尔收到“大礼”,大熊猫“驻外”适应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卢赛尔体育场由中国企业建造,这座场馆何以成为“中国建造”的一张海外名片?
周剑:卢赛尔体育场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建造”在卡塔尔乃至中东地区的标志性项目。
卢赛尔体育场将举办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和闭幕式等重大活动,见证捧起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可以说,它是卡塔尔世界杯最重要的场馆,是卡塔尔的“鸟巢”,其顺利竣工是中国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中国大礼”,彰显了中国对世界杯成功举办的坚定支持。
承建卢赛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首次以总承包身份参与世界杯体育场建设,实现了高水平设计和高质量建设的完美融合,是中卡务实合作中份量最重、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项目,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了典范。
卢赛尔体育场去年就登上了新发行的10卡塔尔里亚尔纸币。此外,卡塔尔中央银行11月9日推出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卢赛尔体育场再次登上这套货币,足以显示卡塔尔对卢赛尔体育场的高度认可。
中新社记者: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两只大熊猫“京京”和“四海”抵达多哈。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京京”和“四海”“驻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能否分享一些趣事?
周剑: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已于10月19日抵达多哈,这是中卡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是习近平主席与塔米姆埃米尔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海湾地区首个此类合作项目,展现了两国元首对中卡关系的高度重视。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抵卡之际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为世界杯成功举办增添了中国元素。大熊猫的到来必将加深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成为中卡友谊新标识。
据我所知,它们适应得很好。“京京”性格偏外向,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环境。“四海”性格偏内向,适应程度也已达到80%至90%。完成21天的隔离检疫之后,两只熊猫已于11月9日开始到外展厅适应环境,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京京”特别喜欢新家的水池,“四海”喜欢新家的大树。
有趣的是,它们虽然已经“驻外”了,但却还是只认四川口音。饲养员用普通话叫它们的名字,它们不理不睬,而用四川乡音一声呼叫,就听话地跑过来。卡塔尔工作人员在照顾好熊猫饮食起居的同时,还在努力学习四川话。我想,这也是大熊猫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
中卡要做民心相通的好榜样
中新社记者:明年中国和卡塔尔将迎来建交35周年,双方应如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国家愿景”对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和全球有何意义?
周剑: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卡塔尔推动实现“2030国家愿景”的重要阶段。我们要以明年中卡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卡关系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
我们要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兄弟。政治互信始终是中卡战略伙伴关系的鲜明底色。我们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支持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我们要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卡产业资源互补、发展理念相近、利益融合紧密,我们要加快全球发展倡议在卡塔尔落地,构筑长期稳定的中卡能源伙伴关系,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兴业,欢迎卡方加大对华投资。
我们要做包容互鉴、民心相通的好榜样。中方愿同卡方共同努力,扩大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卡文化合作打造新平台。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我相信,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必将为饱受战火袭扰的中东地区和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必将鼓舞国际社会携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受访者简介:
周剑,1968年生,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199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科员、三秘,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二秘、副处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兼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巡视员,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2019年7月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中新社记者:邢翀)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y39彩票地图 |